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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托举哥”技术工人周冲当选广东省青联副主席


2019-08-21 08:42: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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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则西,男,二十一岁,因身患滑膜肉瘤,4月12日离开了这个他“深深眷恋、不舍的世界”。

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,魏则西辗转多家医院,病情不见好转,后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,在花光东凑西借的20多万元后,仍不幸去世。魏则西生前曾在“知乎”撰文,详述此次经过,并称该院为他提供的这种生物免疫疗法,在国外早已因“效率太低”而被淘汰。据报道,该院也并未如宣传中那样,与斯坦福医学院有合作。

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

原本再过一个月,魏则西就会穿上学士服,拍完毕业照,走向社会,甚至出国去追求自己热爱的计算机事业。他生前曾说,如果大四之后能去美国好好学学计算机,那会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遗憾不仅存在于魏则西。

“6月份马上到了,到时候拍毕业照我们就少了一人。”5月2日,魏则西生前同班同学刘易思接受了法制晚报(微信ID:fzwb_52165216)记者的采访,他说,听闻这位勤奋、活跃的好伙伴永远离开,大家都很难过,但魏则西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031211班的一员,“拍毕业照的时候,我们一定带上他。”

刘易思称,自己已经有两年没有见过则西,从大二下学期开始魏则西就开始全国各地求诊,偶尔回西安养病他也不敢前去探望。“心里特别难过,不忍心看到他那个样子。”刘易思说,他会通过魏则西的微博和空间关注动态,能做的就是在学校策划募捐,通过网络为则西寻求救命的援助。甚至在魏则西的追悼会当天,刘易思也只是沉默地宅在宿舍。

魏则西在大二那年发现身体里长了肿瘤,休学一年后,他转入计算机专业2013级2班。帮他打理手续的班长冯洋洋这样形容第一次见到魏则西学长的感觉:“自来熟,对我们班级也没有陌生感,喜欢交朋友。”

魏则西喜欢坐在教室最左边,冯洋洋记得,这是每次上课都能看见魏则西出现的位置,“班上中间三排一般都是早去的女生坐,男生要想靠前听课,就必须坐在左右两排。印象里他没有迟到过。”

魏则西经常问冯洋洋上机实践以及相关课程的安排。除个别在去年已经考过的科目,魏则西都会跟新班级的同学一起上课。每次英语课,冯洋洋都和魏则西做在一起,“他一直想考六级,每次上课都放着六级的题卷,但是报了两次都没有参加成。”

在一班班长梁照铭印象里,魏则西在和同学在课余时间讨论所学知识,相当深入,让他感到魏则西“学识扎实,和其他同学不一样,以他的实力,进入梦想的IT公司没有问题。记得一次考试总分100,他能考到95分。”

魏则西曾和冯洋洋说过,生病休学那一年,他还在写数据结构的程序。杨洋知道,对于大部分人而言,这些知识学第一遍都不是很清楚,要独立写出来,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弄懂是要下很大功夫的。

到了2015年,魏则西开始经常请假。而在那之前,冯洋洋和梁照铭都没有见过魏则西生病的状态,本来魏则西每天都会去操场跑步,那时的他看上去十分健康。

“大家都知道他病情很严重,想给他希望,他自己也想回来继续学业,但最后还是没有回来。”魏则西生前所在班级辅导员冉宪宇今天对记者说,但聊不到几句,这位女老师就已开始哽咽。

“则西在西安的时候,我去医院看过一次,那天他告诉我,老师,我才21岁,还太年轻,我不想走……”冉宪宇说,当时她就有些控制不住,到后来参加魏则西的追悼会时,她和全场近百亲友都流泪了,21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逝去,非常遗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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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雷洋案及时满足公众知情权是社会良治的需要

对于涉及该案公民知情权的部分都应当得到满足,这既是行政公开的要求,也是社会良善治理的需要。此外,公民知情权的行使会使行政机关公布更为清晰的信息,最终我们希望看到,网络上这些质疑将会促使公安机关公布事件的详细情况,使案件事实更能接近真相。

5月7日晚,家住北京昌平的人民大学硕士雷洋在被警察控制后“离奇死亡”,此事在微信朋友圈与微博上迅速引爆,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。自称是雷洋同学发布的帖子称,雷洋在7日晚9时许出门至机场接亲属,之后便下落不明,到8日凌晨亲属接派出所通知,赶到事发地时被告知雷洋已经因心脏病离世。

这条消息经各种微信公众号转发后在朋友圈中广泛传播,引发人们对公安机关执法过程的质疑。

5月9日晚,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,称“民警在将涉嫌嫖娼的男子雷某带回审查时,该人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,警方依法对该人采取了约束性强制措施。在将该人带回公安机关审查过程中,该人突然身体不适,警方立即将其送往医院,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”这条简短的通报并未消解质疑的声音,在微博的评论区中可以看到,大部分公众都选择不信任警方通报的相关信息,进而对警方的执法权、执法方式再次提出诸多疑问。

此事获得关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案情吊诡,也可能出于公众安全感的缺失,还可能是长期以来公众对公权力不高的信任度,甚至主人公的名校出身亦是事件的引爆点之一。

信息缺乏,疑点丛丛,在不公布案件相关事实与证据的情况下,何以让公众不产生质疑?

公民享有通过新闻媒介等途径了解其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,即公民知情权。公安机关对卖淫嫖娼的查处显属行政执法,对于公安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,公民亦有权利知悉。在本案的信息传播中,由于公安机关因各种原因未及时对案件进行详细的通报,公民知情权无法实现,这也是质疑不止的主要原因。

不论如何,对于涉及该案公民知情权的部分应当得到满足,这既是行政公开的要求,也是社会治理的需要。此外,公民知情权的行使会使行政机关公布更为清晰的信息,最终我们希望看到,网络上这些质疑促使公安机关公布事件的详细情况,使案件事实更能接近真相。

呼声最为强烈的是要求公安机关公布相关执法的视频材料,而执法的视频材料很可能是存在的。

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《现场执法记录工作管理规定(试行)》,明确要求包括巡逻盘查、治安检查在内的现场执法行为都要应用“规范执法通”等现场记录设备进行全程录音录像,对所有执法细节都要依照规定程序和要求记录在案,并在24小时内严格备份归档,不得随意删除,以备检查。

如果有执法的视频材料,为何不及时公布?由于这起事件还涉及另外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的刑事案件,该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,不予公布合乎规定。

然而,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?对视频材料进行相应处理再予公布也许是具有操作性的方式,当然这需要时间,也可能引发新的疑问。

当事人的死因是公众提出的另外一个疑点,根据自称是当事人家属的声明中提到雷洋身体健康且并无家族病史,而公安机关的通报中则称雷洋因身体不适而突然死亡。死因的查明需要尸检报告提供证明,这也需要时间。还有网友质疑当事人手机内容为何被莫名删除——究竟是谁删除的,为何不及时通知当事人家属等等,而这些都需要警方对事实进行整理再进行回应。

客观地说,就本案涉及的诸方,包括警方及“当事人家属”已经披露出的相关信息而言,疑点不少。单就删除手机信息一节而言,如果网上流露出来的信息确切,雷洋使用的是苹果手机,那么究竟是谁、出于何种动机删除相关信息,亦可合理怀疑。事实如何,不见得一定对公权力机关不利,然而,公权力机关对于案件准确披露与查明的迟滞性,必然与公众知情权要求的及时性产生冲突,这种冲突就在当下。

当然,这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,同时也是世界性的难题。在上个月,关于1989年造成96名利物浦球迷死亡的希尔斯堡惨案的最终调查结果才获得确定,球迷并非意外身亡而是被“非法杀害”的真相迟到了27年。

虽然“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”,但是正义也并不会即刻实现,也许短暂的等待也是正义的价值。

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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